改造神目观下的城市

可惜了这一路的灯火通明
三年工作,一年去了北京;一年去了深圳;这一年,我来到了一个三线城市工作。

这个城市是一座县级市,作为常年的「全国百强县」,它拥有比起一般县级市强得多的经济优势。走在高楼林立的大道上,我很想象面前这片区域在行政上只是一个镇。小城市的生活节奏以前只在别人口中听说过,关键词无非就是「安逸」或者「慢」,但究竟是何种状态,一直没有直观体验。

从工作的单位到住所距离2.5公里,一过下午五点,就难以赶上回程的公交车。所以我一般都走回家。作为从来没在一线城市以外地区生活过的人,当下班打开地图搜索公交信息被告知「可能错过末班车」的震惊程度可想而知——不得不花半分钟把嘴合上。其实一路上没有那么可怕:整条路笔直宽阔,园林城市的称号非浪得虚名,两旁绿化好到我经常需要躲避一群群飞虫的地步。四车道马路几乎没有堵车的情况,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也干净得让我想起国外的整洁。而且,一路上鲜有垃圾桶,简直就是放大版的日本。

可是人呢?没有人是很强烈的感受。夜晚的街道上百米都不见一个人。大家去哪儿了?环顾四周的居民楼,开着灯的住所十成里不足两成,可周围的新楼还是一层层往上建。没有人,也就没有商业设施。第一次回家,毫无准备的我饿着肚子走了十多分钟,望着看不见尽头的道路产生了近乎绝望之感。在即将到家之时看见一块巨型招牌竟是他乡遇故人——山德士上校!要知道,后来我发现这一路上只有这家肯德基和一家不起眼的面馆能提供食物。

人烟稀少,商业凋敝。唉,可惜了这一路的灯火通明。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叫「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我对此说法曾颇为怀疑:难不成乡村生活就好不了了吗?

在中产阶级越来越青睐脱离城市生活状态的时代,这样的口号是有些奇怪。但城市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容易让生活更美好。首先,城市的密集人口能够更大化地利用土地资源,更集中地高效地完成很多商业行为。在农村需要铺几十里地光缆才能覆盖几千人的工程,在城市只是一个小区的事。其次,城市多层次人力资源优势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也强于乡村,甚至连治理污染问题方面城市的效率也高于农村。最后,「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由于城市人际关系没有村落中那么紧密,各地的人来去自由,气氛更宽松,各种价值观并存,也利于多元文化发展。

说了这么多好处,其实核心就是——人多。现在的主流观点更倾向于把人视为一种资源,而非负担。但人口集中的城市并非完美无缺,在糟糕规划下的城市,面临的问题不见得会比乡村少。

简·雅各布斯在城市规划理论的经典名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反复强调着人行道之必要,老街道之必要,古建筑之必要。它们是勾连整个城市人际网络的纽带,使之生生不息而有别于他乡的标志。詹姆斯·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中严厉批判了极端现代主义美学导致的失败。其中对巴西的人造首都巴西利亚的那部分可谓鞭辟入里。然而遗憾的是,在中国,在主流学界已被反思很久的城市规划旧理念仍大行其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功能分区」。

功能分区导致城市四分五裂:居住区、办公区、商业区、工业区,人们一天的生活被不同的区域所化割,导致白天居民区空荡荡,晚上办公区黑灯瞎火却如鬼城,商业区不到周末就门可罗雀。上下班高峰期的拥堵也是个大城市老大难问题,如果碰上过度倾斜于私家车的汽车产业政策,整个交通就会变得一团糟。笑唱《五环之歌》的北京人民想必对此深有体会。

现代城市规划中,民间参与起到的作用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是城市的主人,他们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发达民主国家的公民社区意识很强,当地政府若有心改造,此类动议往往是自下而上推动的。社区代表全程参与,少不了各种反复审议。相反,中国因为缺少民间参与,当地政府可以大刀阔斧地对城市进行改造。1979年,那位老人在地图上画个圈就带来改天换地的事情,在欧美怕是永远也见不到了。

如果画圈画得好也就罢了,但这种好运气实际上很难交上。越是有「大手笔」的规划师,越可能毁灭城市的魅力;市民喜欢有一定混合度的城市功能区,而城市领袖喜欢城市由边界清晰的不同功能区构成,城市便毁在城市领袖手里。这就是神目观(God view)下城市规划者最容易犯的问题。

人造新城为何难成功
我所工作和居住的区域规划得像极了上海的浦东地区。老上海人恐怕不会有多少喜欢那里。无论是世纪大道还是陆家嘴,都会让人觉得那不是人住的地方。每天走在从单位到家的路上,我能看见汇聚了各个部门对外窗口的市民中心,能看到法院、检察院、金融区、带着巨大广场的剧院和图书馆档案馆,一路的整体布局确实非常清晰。然而,造成的结果就像之前提到的那样——没人。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难觅人影,周边的居民区人也非常少见。

为什么会这样?最大的问题是这里居住的门槛过高。试想一下,一个马路宽阔,公共交通不发达的区域势必让这里的人出行主要依靠私家车。当地居民区的商业定位又是高端住宅,能住在那里的一般是当地较富裕的阶层。有限的居民也很难让消费商业发展起来。同时,商业的繁荣又需要大量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平时工作不在这里,中低技能劳动力因为工作距离和商业人气低下而不愿意到这里工作。由此走进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怪圈,解决方法似乎只有想办法先吸引人入住。

可如何吸引又是一个麻烦事。政府并不擅长商业运作,只能通过行政手段操作。强制把人迁进来当然无法想象;主动引进特定类型人才效率低下,而且入住者短期内缺少当地认同感。就拿我来说,住在这里只是为了晚上睡一觉,周末还是心心念念回到上海,故而不会想着往这个好几十平米的大房子里添置什么设备,连网络都懒得开通,宁可一早七点到单位去上网。如果政府选择用经济手段调控房价,那造成资产泡沫的风险也不小。

我们几乎可以这样判断,凭空而建的人造新城总是很难成功。在小范围内规划出一个生产生活模式单一,自给自足的空间是可能的,例如建国初期建立的那些包含生产、居住、医疗、教育、商业等功能于一身的国企大院。然而,一旦把这套模式放大到整个城市,原来的弊端就会成倍显现。究其原因,就是不可能存在一个全能全知的个人或组织能够照顾到方方面面的需求。恰恰相反,破坏各种需求反而是十分容易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城市管理部门严格执法,我就无法买到路边小吃,周末男女老幼聚在路边聊天撸串也不再可能。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闹市小吃会集中在一条单行道两侧,以至于堵塞交通,不得不迫使当局出手整治的原因不在于民众文明素质底下那么简单粗暴,而在于城市道路交通的设计过于集中,以至于所有人只能走在一条道上,于是商业设施、交通枢纽也只能集中在一条道路上,其他如毛细血管的各种道路都被围在了居民小区内部。

楼底小店的师傅帮忙看下门,街边大爷出面调解路上争执的温馨场景不仅仅和世道人心有关,其实也和整个社区运作结构有联系。这些人情世故是生活的肌理,新兴城市的管理者无法凭空创超,只能管住自己的手,小心呵护。

如何恢复城市活力
尽管城市管理者善意的整治行动很容易对造成始料未及的伤害,但社会人的主观能动性之强确实让人惊叹。举一些我们随处可见的例子:

广场舞:没有任何外力主导下形成的民间自发组织,总是最有活力的。不要小看了这个中老年人喜闻乐见,但受到年轻人嫌鄙的娱乐活动。就像埋藏在居民区里的棋牌室和网吧一样,广场舞就是一种典型的反抗功能区隔的表现。想一下广场舞最常发生的地方:小区花园,公园,以及大型场馆门口广场。前两者非常好理解,因为他们原本的功能就是为了给民众聚集所用。但我相信第三种场地在设计之初的本意不是为了这些阿姨们准备的吧?原本设计者为了空间美学上的考虑,不让数十米高的庞让大物临街而立显得压迫感太强而准备的空间,被成了跳舞的天然好去处。这种情况最常见于缺少小区花园或公园的居住区,在我目前所住区域就是如此。

Airbnb:把民居作为旅店来使用实际上就是针对什么叫「景点」,什么算「酒店」的反问——为什么游客必须住在外滩上的华道夫酒店而不能是豫园边上的老宅?为什么书店和小剧场不能成为民宿的场所?再想想,如果没有功能分区,又何来这么漫长的通勤呢?我们知道很多新酷且待遇优越的互联网公司加班繁重,以至于准备了睡袋和洗漱区域,免去了员工凌晨驱车回家来回几个小时的麻烦。这就是在现有糟糕城市规划下自然的选择。

仔细观察后不难发现,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不经意间改造着城市。如今很多公司喜欢说一个非常俗气的口号:「重新定义 XXX。」不过富有创造力的人,确实是质疑着一些东西,又重新定义着一些东西。可问题是,在神目注视下的城市,能多容忍质疑和重新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