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快车谋杀案》影片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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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 2014 年 12 月 28 日「星期天读书会」最后一场观影活动的演讲稿,所观影片为 2010 年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

一部小说,三部影片

Christie 的作品《东方快车谋杀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这部 1934 出版的作品的第三个影视版本,出品于 2010 年,由 Philip Martin 导演。

我相信在场很多人看过 1974 年那部群星璀璨的版本,那个版本,也是最早的版本中,云集了 Albert Finney、Sean Connery、Ingrid Bergman 等明星,不仅拿到了五个奥斯卡提名,还摘得了最佳女配角奖。据说,Agatha Christie 对这部影片的改编赞不绝口,认为是她见过最优秀的电影版本。

被原作者这样高度评价的电影版本,一定会让后来的改编者压力倍增。2001 年有一部同名电视剧版,运用了现代手法翻拍了这部作品。所谓「现代手法」就是让波洛用上笔记本电脑之类的,有点像英剧 Sherlock,但反响显然不能跟红得发紫的《神探夏洛克》相提并论。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部 2010 版,是英国独立电视台 ITV 筹拍的一部迷你剧。ITV 最近几年特别火,尤其是《唐顿庄园》让它名声大噪。相比于 2001 年版,2010 年的版本评价较高。我们现在就来详细来讲一下这部作品。

案情回顾

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案情其实不难概括:死者雷切特是一个恶名昭彰的罪犯,原名卡塞蒂。他曾经绑架美国阿姆斯特朗上校的3岁女儿黛茜,尽管得到上校的大笔赎金,但还是残忍杀害了这个小女孩,之后便远走高飞。上校的妻子的索尼娅当时又怀孕了,当她听到女儿的死讯时,发生休克并早产,母子医治无效当场死亡。阿姆斯特朗上校悲伤过度,也开枪自杀。黛茜的保姆苏珊被警方认为是共犯,从窗口坠楼身亡,之后她被证实是清白的。卡塞蒂虽然被捕,但他花钱上下买通,最终无罪释放。从此他改名换姓,逃离美国,靠着手头的巨额财富过日子。之后他在东方快车的旅途中被杀害,死状可怕。

比利时私家侦探波洛恰好在该列车上,列车老板请求他帮忙破案。通过对车上十二名乘客的一系列盘问,波洛最终发现了「真相」——至少这是可能的真相之一——这十二个人都是凶手。他们每个人都是阿姆斯特朗一家的旧故,为了复仇,一同登上这班列车,精心制作了这场谋杀。此时波洛面对选择:究竟是将案情解释成一个外来者的谋杀,还是解释成这一车十二个寻求「迟到的正义」,为那无辜三岁女孩的人的复仇?在一番挣扎后,波洛选择了前者。

小说和电影,迷你片的区别

如果不是主讲这期讲座,我可能一直不会去想到看《东方快车谋杀案》的原著。出乎意料的是,Agatha Christie 的小说版本不像电影中表现得有那么强烈的心理冲突。整本小说充满了大量的对话,几乎像一个「庭审纪实」,没有现代侦探小说里惊心动魄的探寻,大侦探波洛一一聆听了每个人的证词——事实上,Christie 专门给了这些证词一大段完整的篇幅,摆放在读者面前。坦白讲,我看得非常乏味,书页翻得飞快,以至于几乎没有在意证词的细节——这个故事实在太耳熟能详了,当中的推理并不是我关注的重点。

至于说到推理,就如我们看到的迷你剧版本一样,在原著中,波洛也确确实实在最终的谜底揭晓时加入了大量的猜测,现在流行叫「脑补」,通过蛛丝马迹猜测在座的乘客与阿姆斯特朗一家的真正关系。这也难为我们的大侦探了,他没有网络、没有报纸,困在荒天雪地里,凭的只能是自己照相术般的记忆力。也多亏了那些「凶手们」的配合,对于侦探的猜测供认不讳。

有趣的是,电影中,无论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老版本,还是四年前的新版本,导演们都不约而同地把最后部分,对案情的「两个解释」加强了戏剧性。在小说中,当哈巴特太太听完波洛所有的推理后,她代表大家承认了杀人的行为,并给了一段动人的,且又慷慨的陈词后,小说是这样结束的:

波洛看看他的朋友。

「你是公司的董事,布克先生,」他说,「你要说些什么?」

布克先生清清嗓子。

「我的意见是,波洛先生,」他说,「你提出来的第一个推论是正确的——确实如此。我建议,南斯拉夫警察到达时,我们把这个结论提交给他们。你同意吗,医生?」

「当然同意,」康斯坦汀医生说,「至于医疗证据,我想——呃——我会提一两个奇妙的建议。」

「那么,」波洛说,「我的解决方案已向大家说明,我可以荣幸地退出此案了。」

看到了吗?在小说中波洛既没有像 1974 版那样有些幽默,最后大家皆大欢喜地香槟庆祝;也没有像 2010 版中那样为「正义的真谛」而痛苦挣扎。他是非常优雅,克制地退出了这个案件。Christie 的这种处理,和其他两个版本的处理究竟孰好孰坏,我把这个判断交给在座的各位,稍后在讨论环节大家可以各抒己见。但至少,我对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个版本,相信大家都愿意同意,这个版本大大强化了波洛在「正义」这个问题上的挣扎,从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军官为了自己荣誉而自杀,到一个女子因通奸而被处以石刑,到后来波洛与卡塞蒂同时为了自己的善与恶的祈祷,都在为「什么是正义」这个主题在铺垫。所以,我相信,多花点时间,让我们讨论一下「正义」,而把版本优劣比较的事情暂时放一边,是值得的选择。

迟到的正义

Agatha Christie 的作品改编的影片我看得不多,模糊的印象中,她写了大量贵族社会的生活,大量凶杀是因为遗产争夺、偷情之类的。《东方快车谋杀案》的谋杀动机是纯粹的寻求正义,这也是让这部作品在她大量小说中熠熠生辉的原因。

如果一个人确实十恶不赦,普通人是否有权剥夺此人的生命?在现代法治背景下,这个答案应该是否定的。Christie 在她的作品中提出的问题是,法治败坏,正义不彰,又该问谁去讨公道?难道自己不能用古老的正义法——「同态复仇」么?

波洛和这十二位民间审判者和执法者有着不同的答案。在作品中,很明显,波洛,或者说作者倾向的是后一种答案。不过我打算在这个作品文本上作一些质疑,看一下他们所持的正义观是否站得住脚。

Susanne Lothar 饰演的 Hildegarde Schmidt 信誓旦旦地说她如果杀了这个恶徒后会充满自豪地公诸于世。Mary Debenham,一个笃信天主教的信徒,引用耶稣语说,让无罪之人投下第一颗石头,而他们就是那一群无罪之人。然而,在基督宗教的教义看来,凡人岂可向上帝称义?何人敢说自己「无罪」?当十二次行凶后,他们很快就为如何躲过那位意外登上快车的大侦探的火眼金睛而忧心忡忡,充满自豪地宣布自己手刃仇人又从何谈起呢?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十二人口中的正义是不是要打点折扣呢?

我们想到这一层的时候,还只不过是让我们进一步深陷波洛的痛苦。而我打算,非常大胆地,再往前一步,如我们的大侦探一般,展开想象,续写这部电影或小说。

在这样做之前,请允许我先绕一下,提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叫「法律与文学」。这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法学流派,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兴起的一场运动。这个流派的人研究法律的方法很有趣,他们关注的是文学文本,可能是《圣经》、《古兰经》,也可能是古希腊的戏剧,或者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世》,抑或者电影《秋菊打官司》,从这些文本中探寻人们对于「法律」这个概念的理解和演化。

这个学派中有一位叫 Martha Nussbaum 的学者我非常喜欢。她有一本著作叫《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努斯鲍姆认为,文学能让读者有机会去体验自己无法经历的生活,获得一种道德想象力(fancy),从而唤起对他人的同理心。在法律审理过程中,它具有相当价值。因为,它有助于法官设身处地地考虑不同的伦理处境,从而更好地理解整个案件的真相。

理查德•赖特的小说《土生子》被誉为是美国黑人文学的奠基性著作,主人公是个白人眼中的「坏黑鬼」,他无意中杀了一个白人姑娘后,作家是这么评价的:「他永远不能诉说自己为什么会杀人,这不是因为他真的不想诉说,而是因为诉说这件事需要对他的整个人生进行解释。」

让我们顺着这个思路去想象,fancy,电影中这个十恶不赦的恶人卡萨蒂——想象他幼时的生活,他的出身,他如何被人唾弃,他为什么会走上犯罪道路?为什么他在列车上,在深夜里,要双膝跪地祈主宽恕?他究竟仅仅是恐惧身处在聚集了一车仇人的列车,而怕自己被谋杀;还是真心希望悔过?我们不知道。因为作者在对这个被害者的直接描述太少了。

记得波洛被雷切特用两叠钱雇佣的段落么?波洛拒绝的理由是,不喜欢他这个人。在原著中他拒绝的理由是他对这个案子不感兴趣,他只接他感兴趣的案子。这个细微的改动都说明了剧作者一心一意想要把这个被害人描绘成一个从外表到内心是纯粹的恶人,不留一丝余地,这也限制了观者的想象空间。

这就是通俗文学和纯文学作品的区别。通俗文学,尽管 Christie 努力地让我们想象一个象征正义的神探也面临是否放过凶手们的抉择,但她仍然简单地描述了一个纯粹的恶人。而在纯文学中,没有纯粹的恶人。托尔斯泰原本希望把安娜•卡列尼娜描绘成一个「坏女人」,但最终大家读完后还是会同情这个可怜人,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当然,用纯文学的要求去衡量一个通俗文学作品是吹毛求疵的。我在这里只是想给自不量力地提出一种新的解读方法。既然,这个案子波洛给了两种「真相」,那么也许有第三种、第四种……因为,对于「什么是正义」这个问题,从苏格拉底时代开始,我们就不断地反复拷问着我们每个人。它值得我们用尽力气,去寻找一个又一个回答。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