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意的事

本文翻译自 The Business of Business

2000年,两位美国法学教授,耶鲁大学的 Henry Hansmann 与哈佛大学的 Reinier Kraakman 宣布,企业法领域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已经盖棺定论了。数十年来,保守派和进步派就一家公司究竟应该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还是更广意义上的社会利益争论不休。如今,保守派赢了。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大获全胜,且全球司法制度都趋向于股东价值模式。那两位真是生逢其时啊。在他们的文章发表之后,如安然、安达信、世通等许多公司骄傲地践行股东利益最大化,最终引火上身。六年后倒闭的雷曼兄弟引发了全球经济危机。通用电气前老板杰克·韦尔奇就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战略说了句一个保守主义学校招贴画上小孩的话:「这是最蠢的想法了。」

该模式的捍卫者可能会反驳,不能因为一个坏苹果而丢了一整筐。这些害群之马现在能够通过严格的法律予以应对。然而股东价值模式在概念上就和它在实践层面上一样有问题。其倡导者认为,股东实际上是公司的合法拥有者。可股东仅仅拥有股权,而股权就是一种能获得股息以及在一些事务上拥有投票权的权利而已。公司拥有者给股东有限责任的收益:债权人只能对公司资产行使权益而非对股东资产。它还给了公司以「资本锁定」,这样他们就能作长期计划:如果股东要拿回他们的钱,那么他们就得出售自己的股份。

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观念经常迫使一家公司去做一些给股东创造短期利润的事情,例如接受收购。然而,在美国大多数法律管辖地都有关于「商业判断准则」的内容,该准则给予经营者自由裁量权使其能够牺牲短期收益以获得长期利益。当然,在实践中,股东们通常不可能是利益完全一致的:买了没多久股票的人和持有股权几十年的投资者会有不同的想法。

面对保守派的辩解,进步派阐述他们主张的好处。在新书《我们可以做多好》里,英国专栏作家 Will Hutton 提出「21世纪公司法」:公司应该被要求宣布其公司目标为「提供某种以服务社会或经济需求的商品或服务」。在最近英国社会科学院最近一次讲座中,牛津大学管理学教授 Colin Mayer 认为公司应该被要求「清晰表达其目的」。管理者应对传达这种申明负责。控股者应由为那些能够确保履行该职责的管理者所担任。Mayer 先生说,大量世界最优秀的公司,如博世、嘉士伯、贝塔斯曼和塔塔,都为了追求公共事业而建立的。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布鲁金斯学院的 Darrell West 在谈到公司是国家的产物这一理念衰落的问题时,提出公司回馈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性。

这些说法听起来都颇具启发。但是谁来判断新公司是在为社会公益服务的呢?善良的委员会和洁身自好的年轻应用开发者们会从他们的发明中收获社会利益吗?没有被强制要求通过公共利益测试的国外竞争对手会被逐出市场吗?或者国内的企业家干脆决定出国开公司?

如 Colin 爵士一般的楷模,其愿望也无法实现:他们频繁地想办法降低公司税的重负,也得时不时把权力给一群幕后操纵者。嘉士伯在进入俄罗斯市场后就举步维艰,最近 CEO 也被换了。尽管试图进行数字化革命,但贝塔斯曼任然高度依赖其德国电视台为生。和有很多不错的业务表现一样,塔塔也有很多不佳的业务。至于 West 先生与他设想中的那个国家的产物之公司美德,用六个字足以回应:巴西石油公司。

……是生意

准确地描述现代企业的成功秘诀即它是一个开放式的组织。作为对有限责任制度的回报,19世纪时的公司还曾追求公共利益(通常是「帝国的统治」)。但之后不同的政府,从英美政府开始,他们扫除了这些限制,让公司形态变为除了做生意之外其他无需关心的状态。这一简单的自由化作法彻底创造了现代经济。开放性使公司演化——新兴公司对成熟的商业有各种不同的想法目标。

开放性表现在实际公司运作中:如进步主义者想象的那样,彻底不再是股价的奴隶,在大多数公司里,经理人和投资者之间开始就公司战略和投资回报期进行持续不断的磋商。成熟的公司如壳牌、英特尔和雀巢,他们经常在无财务经理的要求下进行长期投资。新经济下的公司,如 Google、Facebook,以及亚马逊,已经在说服投资者牺牲短期收益(包括各种限制)换取长期回报的事情上毫无困难了。

那种商业模式下无需宣布为获得更高公司地位的崇高价值观。这正是现代企业的描述性特征。改变它,那么你就会毁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