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的审查员同行

本文翻译自 Peter Hessler 《纽约客(The New Yorker)》文章 Travels with My Censor(节选)

我的中文审查员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张吉人。去年九月的时候,他陪同我参加一场作品推广之旅。那是我平生首次与我的审查员一同参加作品推介活动。在京沪高铁,张吉人就坐在我边上;在北京的宾馆里,他和我住同一层楼;他列席于我的中国媒体采访活动;他甚至在一张五彩的表格上整理了我的行程计划,标着十三个小时,五场活动。其他作者曾提醒过我小心这样的日程表,所以我在旅行之前要求张先生给我更多的自由时间。而他立刻回答:「以我的经验,在中国搞这种活动总是强度很高很累人的。这点希望你能理解。」

就是这样,没商量,没道歉。在中国,就是有这样一种残酷的诚实,以至于连被审查的媒体都可能说一些你不想听到的东西。在我的旅行中,一家叫《文汇报》的上海媒体,发了篇六千字的报道,开头这样写「彼得·海斯勒今年45岁了,他胖了不少,眼角也出现了皱纹。」在北京,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结束采访后,关掉摄影机对我说:「说真的,比起你的,我更喜欢你妻子写的书。」

可有些事我得先说清楚。首先,我体重一百五十磅(68公斤)。其次,说张吉人是一个审查员其实不太公平。他的确是负责把我的书弄得在中国更加符合政治要求,但审查仅仅是他的职责之一。张先生管理着上海译文的非虚构作品部门,他平时还得找译者,编辑稿件,规避政治风险,处理公关事务。他目前三十七岁,但看起来更年轻些,是个平头戴着严肃眼镜的瘦子。他学的是哲学,硕士论文写的是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赫伯特·马尔库塞。有一次,张先生跟我说他学马尔库塞是因为他的思想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抵抗长期政治宣传的有力武器」。

我们的旅程中,张先生无处不在,不是因为他要监视我,而是因为他要对一切事务负责。但他很低调:通常他就在一旁,听,看,但不太说。他常穿着运动鞋,旧T恤,过膝裤子,这套衣服每天穿十三个小时,有时候让我感觉自己是在跟一个新马克思主义毕业生在共赴炼狱。但我感谢他的陪伴。最近,有一些国外媒体报道中国审查制度,严厉批评接受中国大陆审查其作品的美国作者。这些文章狭隘地从西方角度分析:他们很少细究这些书如何被中国人理解,张先生这样的人被粗暴地描绘为共产党的黑手。这正是我参与本次旅程的理由之一,我想,和自己的审查员共度一周应该是理解审查制度最好的途径了。

自从习近平在2013年成为主席后,中国便不断加强政治肃清行动。当局也开始对国外媒体愈发敌对,如今记者要续签签证越来越难,许多记者在做调查时被当地政府阻挠。但大众读者开始从国外作者的非虚构作品中了解中国。和很多编辑一样,张先生也陷入这一潮流,他最近几年畅销书里六本中有一本就是关于中国的国外非虚构作品。在张先生看来,这反映了读者中的新思潮:比起审查或宣传,国家的长期发展方向更说明问题。「党的方向今年向左转,明年可能就向右转了。」张先生2014年时跟我说道,「我觉得,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就是中国人越来越独立,想法越来越开放了。」